“我想帮别人，却把自己弄丢了”

2022年春天的上海,像被按下了暂停键，小区门口的喇叭每天重复着“足不出户”，而28岁的李明（化名）却穿着厚重的防护服，穿梭在临港方舱医院的通道里，作为一名普通的社区志愿者，他的任务是为阳性患者送餐、分发物资，偶尔还要帮老人操作手机订菜。“那时觉得，自己像个超人。”李明后来回忆，眼里还闪着当时的光。

“超人”也会倒下，3月中旬的一天，李明在方舱工作时开始发烧，喉咙像被砂纸磨过，抗原检测结果两道杠，他成了自己服务的对象。“当时心里有点慌，但更多的是‘没关系，还能坚持’。”他说，方舱里，他被安排在轻症区，和其他志愿者一起互相打气，帮病友倒垃圾、测体温，甚至组织线上唱歌比赛。

两周后,李明的核酸转阴了，他以为“任务完成”，可以回家，但当他收拾好行李，走出方舱大门时，却发现自己“无处可去”。

从方舱到桥洞：30天的“流浪”地图

“你住的小区封控了，不能回去。”方舱工作人员的一句话，让李明愣在原地，他试着联系社区，电话那头总是忙音；给房东发消息，回复是“按政策，你需落实隔离”，手机电量越来越低，他站在方舱外的马路边，看着陌生的街道，第一次感到“上海这么大，却没有我的地方”。

接下来的30天,李明开始了一场“流浪”，他的“地图”是24小时便利店、地铁站过道、公园长椅，偶尔还能找到没锁门的桥洞，上海的梅雨季提前到了，雨水打在他单薄的外套上，冷得他发抖，为了省钱，他常去便利店买临期面包，或者等晚上关门前，向店员讨要一点打折的盒饭。“有次阿姨看我实在饿，偷偷塞了我个热包子，我差点哭出来。”他说。

凌晨四点的徐家汇

李明记得最清楚的,是4月的一个凌晨，他在徐家汇某商场的连廊里躲雨，远处传来清洁工扫地的声音，他蜷缩在角落，看着手机里家人发来的消息——“我们给你寄了物资，地址是社区，你什么时候能拿？”他不知道怎么回复，只能打字删了又删，最后发了个“没事，挺好的”。

那时的他,体重掉了十几斤，头发油腻，胡子拉碴，有次路过一个小区门口，保安看他眼神不对，盘问他几句，他掏出志愿者证，保安愣了一下，但还是说“按规定，你不能进来”。“我帮他们守了那么久的门，现在却连门都进不去。”李明苦笑。

被忽略的“中间地带”：阳性后的安置难题

李明不是个例,在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社区治理研究》中提到，疫情期间，“解除隔离人员的安置衔接”是容易被忽视的环节，许多像李明这样的志愿者、临时工作人员，在感染阳性并解除隔离后，因居住地封控、政策限制等原因，陷入“无处可去”的困境。